违规办酒席者子女不能考公务员?治陋俗不能搞株连

原标题:违规办酒席者子女不能考公务员?治陋俗不能搞株连

文丨徐媛

近日,贵阳息烽县发文整治滥办酒席。文件规定,当地可以操办的酒席包括婚嫁酒及丧葬酒,其他一律视为违规酒席,严禁操办。违规者将影响县级各类惠民补助的获得和子女入学、入党、参加国家公务员及各企事业单位招录。

各地禁止滥办酒席的新闻屡见不鲜,似乎贵州尤甚。但相比其他地方的现场缴收餐具、劝退宾客、没收礼金、公示罚款等手段,息烽县的出手显然更“狠”,不仅取消补贴,连子女也要深受牵连。想必没有谁会轻易拿孩子的前途开玩笑,此举似乎是要从根本上吓退那些违规办酒者,达到一劳永逸目的。

息烽县的初衷是好的。据很多网友反映,贵州地方上的酒席数不胜数,除了婚丧嫁娶外,“东屋搬西屋”、“老人去世三十周年”、“母猪生了猪崽子”都能成为办酒的名目和理由,村民不堪其重,很多人抱怨“屋里头穷得连酒席都吃不起了”。在有些地方,办酒席已经不是正常的人情往来,而是一种变相的“非法集资”。在这场集资竞赛中,人人都不想吃亏,不甘落后,各种奇葩酒席层出不穷,整个地方陷入了恶性循环。

在这样的背景下,官方雷厉风行的整治,某种程度上顺应了民意,遏制了滥办酒席的风气,减轻了村民的人情负担,但所带来的伤害也是显而易见的。其中最大的伤害,是对个人权利自由的侵犯。所谓“法无禁止即自由”,只要法律上没有禁止公民频繁办酒,公权力没有获得法律的授权,就不能随意干涉村民的私人生活,更不能剥夺公民其他方面的权利和自由来相要挟。就算再怎么看不惯酒席泛滥之风,但这终究村民之间的事儿,公权力也只能耐心劝导,悉心教育,而不是野蛮粗暴地闯入私人空间,指手画脚,动辄设限。

2019年9月,贵州六盘水一户人家违规办酒被退还礼金。图片来源:澎湃新闻 。

也就是说,无论官方的风俗整治有多么温善纯良的初衷,但公与私界限是不能随意跨越的,个人的权利和自由是不容侵犯的,这是法治社会的底线,也是任何形式的陋俗治理运动应该遵循的起点。遗憾的是,尽管舆论再三批评,很多地方的政策不仅没有回到正轨,反而越来越荒腔走板,在背离法治的道路上越走越远。息烽县此次升级版的操作便是一大例证。

息烽县以子女上升的渠道来做文章,确实是抓住了很多人的软肋,但这样的做法不仅难言英明,反而显得很“流氓”。要知道,子女入学、入党、参加国家公务员及各企事业单位招录,是法律赋予公民的权利,只要他们符合招录的条件,公权力就不能随意干预、阻扰和剥夺他们的资格,否则就是任性妄为的乱作为,是对私权的严重践踏。

现实操作中,公民入党、参加公务员和企事业单位招录,一般都有政审环节。政审环节不仅要考察考生本人,也要考察其直系亲属。按照现行规定,只有在特殊情况下,父母受刑事处罚,对于子女考特定类型的公务员,才有一定的影响。现在息烽县因为父母违规办酒席,就要取缔子女的招录资格,让子女因为父母的一个小小的违规之举,承受前途受损的惨重代价,这和过去被人唾弃的“株连”有何区别?这样的操作,就算放在古代,估计也会让人大呼荒谬吧!

当然,也要看到移风易俗工作之困难,否则官方也不会“动真格”。但需要指出的是,陋俗整治效果之所以反复,短期内难以形成稳定文明的气象,其根本的原因,并不是治理的手段不够狠,用力不够猛,而是一开始就走错了方向。

2019年7月贵州遵义村民违规办酒被取缔。图片来源:澎湃新闻。

酒席文化之兴盛,虽然夹杂了一些人想要不劳而获的私心杂念,但从根本上来讲,它是一种民间自发的活动和信仰,是在漫长的文化演变和人情往来中传承下来的生活方式,是人内心信念的一种外化表现。官方要与作战的,不仅是酒席的形式,更是村民根深蒂固的信念和文化自觉。

所以,从古至今,移风易俗都要靠长期的精神引导和村民的自治活动来完成。外力的介入,可以轻易地取缔一场酒席,但是却无法改变文化的土壤,无法动摇信念的来源,反而给人一种强烈的被冒犯感,伤害了很多无辜者的自然需求,也容易激发起他人想要主宰自我生活的愿望,从而加剧了官民之间的对立。

所以,尽管短期治理取得了显著的成效,办酒数量锐减,但村民想要自治的强烈愿望,想要邀人庆祝的正当需要,让运动席卷过的酒席之风死灰复燃,这让公权受挫不已。为了迅速完成目标,彻底宣告运动的胜利,将村民任何的蠢蠢欲动扼杀在萌芽状态,官方升级了手段,动起了“真格”,以更大更猛的力量扑向了陋俗。但这番用力的“较真”,却让公众备感忧心。

什么时候,地方上才能真正尊重个人的权利和法治的底线,才能学会将权力“关在笼子里”,愿意以柔性的姿态,付出更大的耐心,靠细水长流、温风化雨般的工作扭转村民的意识,引导他们走向自治之路呢?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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